三千三百年前的一天,洹河又涨水了。水势很快就蔓延到王宫和宗庙附近,商王为了祈求都城与臣民的安全,再一次带领臣民来到了河边,希望借助逝去的祖先与洹河河神进行交流。一场新的祭祀开始了——数头壮牛,被赶入湍急的水中;燃烧的火把,照亮了漫漫黑夜;占卜用的兽骨被火烤得“噼噗”作响,声音透过夜幕,传向远方;低沉而诡异的咒语,仿佛回响在另一个世界……

甲骨,在古代被称为“龙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龙骨能生肌防腐。按照现在的观点,“龙骨”就是古代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化石,它具有止血和治疗外伤的功效。

旧时,龙骨是常用药材,主要用于内服药剂中。到了清朝,价格低廉的龙骨成了剃头师傅们随身必带的物品——为客人剃头时不慎将客人划伤,则将龙骨揉成粉末后涂抹在伤口上,伤口很快就会止血愈合。也正是这个原因,龙骨也经常被直接称为“刀伤药”。

为什么“刀伤药”会让买家一掷千金?这些甲骨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价值?这次在“殷契国粹”拍卖会所拍卖的20块甲骨,是中国古文字专家、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慧的旧藏。在1899年至1901年之间,孟广慧从一位名叫范寿轩的山东古玩商人手中购得一批甲骨。孟先生故去后,这批甲骨片先归杨富村先生。后归李鹤年。经过十年“文革”动乱后,只有20块甲骨片留存下来,因此才显其弥足珍贵。又因为这次拍卖的最大的甲骨是有成人手掌大小,而且甲骨片上还刻有150多个奇异的字符,所以这次现世的甲骨才会以天价落锤。

公元1899年秋,一个叫范伟卿的古董商人走进了北京城东安市场附近的锡拉胡同11号院。大院的主人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同时也是一名精通金石文字的大学士。在范伟卿带来的古董中,12块刻有符号的龟甲和骨片让他眼前一亮。不久前他煎药时,在饮片中偶然发现了一小块刻着符号的龙骨,这些奇异的符号似乎自成一体,又仿佛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只可惜那些龙骨都是被打碎后才入药,已经很难还原。再次见到这些符号,王懿荣最终凭着深厚的金石学功底和老到的收藏经验,认定这些符号很有可能是古人留下的文字。

此后,王懿荣开始派家人到京城各家药店收购有字符的甲骨。消息不胫而走,众多古玩商也带着各种各样的甲骨纷至沓来。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一共收集到1500多片。通过不断的研究。他发现这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极有可能是比周代的金文还要早的文字。根据当时的认定,周代礼器上的金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再往前,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文字的踪迹了。

1900年,刘鹗为老友王懿荣收藏的甲骨做出拓片,全部收入《铁云藏龟》一书中,使刻字甲骨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甲骨的出现和甲骨拓片的发行,震惊了整个世界。王懿荣开启了研究刻字甲骨的大门。

刻字甲骨到底是在哪里被发现的?这是20世纪初的古文字学家们最关心的事情。罗振玉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寻找刻字甲骨的出土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的甲骨,并由此考证甲骨背后的秘密。经过多方打探和实地考察,最终罗振玉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今河南省境内洹河南岸的安阳小屯村。

据《史记》记载,项羽和秦将章邯曾会于“洹水南殷墟上”。殷墟,就是商王朝后期都城的废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殷墟应该在洹水南边。这就是说小屯村的所在地很可能与史籍记载中的殷墟有密切的关系。难道这里出现的刻字甲骨与那个古老的商王朝有着某些关联?

1928年10月13日,这一天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日”。刚刚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通讯员的董作宾,在安阳主持了第一次对殷墟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活动前后持续了18天,一共找到了有字的甲骨854片,还得到了一批铜器、骨器,石器和玉器。此次发掘拉开了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

随着挖掘的深入,好消息越来越多。挖掘人员在小屯村不仅发掘出了大量的甲骨片,同时还陆续挖掘出了殷商建筑物的柱础石、数量惊人的青铜器物和13座商代的王陵。

1936年在安阳的小屯村惊喜地发掘出了编号为YH127的甲骨窖穴,这是开始殷墟挖掘工作以来最大的收获!在这个窖穴中共发现刻辞甲骨17096片,包括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其中完整的龟甲有300多片。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甲骨上的文字主要是与各种事件有关的卜辞,内容涵盖祭祀、征伐、内政、农业等。这次甲骨窖穴的发现,是继甲骨发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发掘,并为日后的甲骨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在发掘妇好墓时,考古人员清理出了大量甲骨片、青铜器和玉器,同时发现了数量不等的陪葬“人殉”。这些在祭祀中被杀的“人殉”通常为战俘,而不是学者以前推测的奴隶——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力低下,食品供应不足有关。

在殷商人眼里,几乎每一种与人关系密切的自然物、自然现象都有主宰它们的鬼神。所以殷代甲骨文不仅是作为记忆的凭据,也是人与鬼神之间沟通的桥梁。殷商文化充满着浓厚的神秘色彩,统治者重鬼神与祭祀,商王和高级贵族经常用甲骨占卜,透过他们的祖先与各种鬼神沟通,藉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书写方法比较随意,不分上下左右。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卜辞,但也有少量其他的刻辞,如干支表、习刻、记事文字等。

在甲骨占卜工作中,贞人是当时殷商时期占卜与国家决策的重要人物。他首先把甲骨上遗留的血肉除净,再将其削磨平;然后进行龟甲的脱脂处理以方便保存;再将甲的内面或骨的反面施以类似于“钻孔”的“凿”和“钻”——这是重要的一步,“凿”就是橄榄形的槽穴,而“钻”在“凿”的旁侧,呈椭圆形或圆形的窠;最后的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贞人用火在甲骨的“钻”和“凿“处烧灼并倾听甲骨开裂时发出的“噗噗”声。当甲骨正面出现卜字形裂纹(即卜兆)时,贞人将呈现出卜兆的甲骨献于“主祭祀”来判断走势,进行占卜。

在这个过程中,主祭司绝大部分由商王来担当,但偶尔商王自己也充当贞人。由此可见,贞人的地位非常高。同样,选择贞人的标准也相当高.有的是商王的长辈,有的是德高望重的贵族首领。贞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同一时期的甲骨片中,发现了多个“贞人”的名字,他们在政教合一的商王朝中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至于甲骨文是如何刻在甲骨上的,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使用坚硬的金属利刃刻写在甲骨上.但这种刻法存在一个问题——硬度较软的青铜器不易在甲骨上刻写;另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他利用可放大50倍的显微照相机观察到契刻线条底部有发黑的部份,他推断甲骨文是由烧灼过的金属针锲刻而成,但这一说法尚在论证。

占卜所用的卜骨,绝大部分来自于本地,骨的种类主要是牛肩胛骨,也有少量其他动物骨骼。贞人所用的龟甲来源甚广,不仅有河南本地的乌龟龟甲,还有出自于我国南海和台湾的龟甲,甚至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龟甲。为什么会有非本地动物的甲骨?难道是商王朝的势力相当强大而延伸到那些遥远的地方?

学者们在对大批祭祀坑中的“人牲”进行调查时,意外地找到了答案——那些在祭祀中被杀掉的人,除了有类似现代北亚、东亚、南亚各人种的遗骨,还有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高加索人种的遗骨。这充分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国力强大和善于对外战争进行扩张。

但是,实力强大并经常征战四方的殷商王朝是如何变成了司马迁笔下的“废墟”呢?

《史记》中记述的中国历史始于黄帝,但直到公元前841年才开始有明确纪年。这一年,历史上称为“共和元年”。而此前所有的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都失去了年代坐标。20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涌动着一股否定中国历史的思潮。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在他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书中认为中华民族来自于巴比伦;甚至还有国内外学者直接提出夏商历史根本不存在,而西周历史也是值得怀疑的。面对西方学术界的种种质疑,不少中国知名学者竟然也支持这个观点,原因只有一个——当时中国的纪年表只能从公元前841年开始。

但刻字甲骨的出现,让全世界重又将目光集中在这个不知是否确实存在过的殷商王朝。

首先是罗振玉.想从研究甲骨上的文字入手,寻找那段模糊的历史。在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文字频繁出现,这个字在今天的中国字中念做“十”,而在这个字的后面总跟着几个字很像天干中的“乙”、“丙”、“丁”。如果这几个字是“乙”“丙”“丁”,那么作为天干的第一个字“甲”就有可能是这个看似“十”的文字,由此推测,当时的“甲”字写法是没有框的。

罗振玉继续串连“甲”“乙”“丙”“丁”之后的文字,他突然发现这竟然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序列——按顺序读下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中国沿用了上千年的天干。接着,他注意到在这些甲骨之上,还有许多奇怪的词组,这些词组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后一个字都是天干,经过破译,分别是:大乙、大丁、祖乙、庚丁、武丁、帝辛——他们正是《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商朝历代君王。在之后陆续的破解中,罗振玉总共认出了六百余字,这些文字使甲骨上的文句基本可以通读。

接下来的工作交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手中。王国维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甲骨文中真的记录了商王朝的某些信息,那么通过甲骨文应该就可以反观历史文献的可信度。通过将甲骨文与历史资料对照.王国维考订出了商王世系表和上百个地名。王国维的结论大大增强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度。同时,王国维提出的研究方法——“出土材料与历史文献对照考察历史的方法”,也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上的一条新路。

1929年秋,董作宾和考古队在安阳发现了四块体形巨大、字数众多的龟甲。在一块龟甲上,董作宾发现了六个贞人的名字,他们共同使用过这一块龟骨进行占卜,从占卜文字上看,前后共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九个月内他们必然同时生存,六个人的年龄差距不会超过50岁。以此类推,他把同时出现在一块龟甲上的贞人划归为一个时期,于是,在已挖掘出的甲骨中一共找到了五个时期的贞人。第一期和第二期贞人的数量最多,字体工整秀丽,字体风格由雄伟转而严谨;到第三期,人数大为减少,字体也略显颓废;在第四期中甚至只发现了一个贞人,在王朝即将灭亡时也只有三个人,但字体却异常严肃工整,而且出现了微雕一般的“蝇头”小字,可以想见当时的祭司们已经将国家命运恭敬地托付给上天。有了这样形象的参考,董作宾又将已发现的15万片甲骨归入这五个时期,完成了断明一个时代的工作。几十年来,几代学者苦苦求索的尘封的王朝渐渐清晰起来。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的时候,商王朝的第22位王盘庚将国都迁到了一个叫做殷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位于现在的安阳西北。此后273年间,历经八代十二王,商朝国都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区域。后来,经过商王武丁的治理,商朝国势中兴。

商朝的最后一代王帝辛——也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纣王,在后人的史书中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人。而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纣王也成了有关商朝的最深刻的记忆。不过在甲骨文中,却记载着另一种形象的纣王——他不但力大惊人而且军事才能出众,他耗费大量的精力与国力去征服东方的民族,但他忽略了一个叫周的诸侯国正悄悄地在西方崛起。

公元前1046年,商军在牧野大战中惨败给以周为首的诸侯联军,纣王在鹿台而死,延续500多年的商王朝灭亡。商朝亡国后,纣王之子武庚被周武王分封为诸侯,回到了殷商原来的都城,但没有多久武庚因为参加叛乱而被处死,曾经洋溢着奢靡之风的国都渐渐被废弃,在中国的历史上只留下了“殷墟”。随着时间的流逝,连“殷墟”都逐渐被人们淡忘了,那古老的殷商王朝也变成了模糊不清的传说。

这一系列的变化,让商朝的时空坐标丢失了近2000年。幸好后人找到了甲骨文,让我们又找回了殷墟,让世人又寻觅到了殷商文明的历史脉络。

伴随着殷墟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学者们注意到在商王武丁时期,除了商王武丁以外还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妇好”,曾多次出现。在其他的甲骨文记载中也曾出现过一群颇具身份与地位的王室女性。那些女人都是商王的妃嫔或贵族的配偶,她们的名字都以“妇”开头,大约有95个。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与200多块的甲骨相关,妇好究竟是什么人?

那一年,安阳小屯村的村民要在村西北的岗地上建新房。开工前,女考古队长郑振香带领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对发掘的夯土建筑进行最后解剖,以了解建筑的结构。当他们再一次对这处已经挖掘过的夯土建筑遗址进行勘探时,无意中发现在建筑夯土层下面好像还有一个类似于墓葬性质的遗迹。当他们用洛阳铲打透底层夯土并穿透墓葬类遗存后,带上来的竟是鲜红的漆皮!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

在以往的殷墟考古工作中,曾经发掘过很多商代大墓,但是所有的大型墓葬都被盗掘一空,以至于没有一个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然而眼前的这座墓竟找不到任何盗墓的痕迹,因此它很可能是商代陵墓中惟一没有被盗的,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惟一一座可以考证出主人的商墓。

在整理出土器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竟然在1931年殷墟出土的马车是我国最早的车辆实物。当时的马车制造涵盖了机械、木作、金属铸造等多个技术领域。殷代一般使用一车两马,马车的用途可分为带有兵器的战车和代步的乘车。

很多青铜器和王器上都发现了一个名字——“妇好”。妇好!这个在许多甲骨片上反复出现的神秘人名又出现了。

妇好墓中首先清理出商代玉器420多件,其中大部分的玉器都精美无比,这也说明她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一个外形厚重、纹饰精细的大鼎,重量仅次子司母戊方鼎,是目前中国出土的第二大方鼎。对于方鼎上所刻的“司母辛”字样,大部分学者认为,“司”是王后的意思,“母”代表是儿子奉献的,“辛”很有可能是妇好死后的庙号。根据商代的习俗,以天干为庙号的人名只有国王与王后,由此专家推断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大批用于祭祀的青铜器,都刻有与妇好有关的铭文,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在商代,祭祀是国家最重要的国事活动之一。祭司,既要具有广博的学识、不凡的地位以及崇高的威望,还要通过与鬼神沟通,进行占卜来决策国家大事。妇好,她仅仅以一个王后的身份难道可以担当得起这关乎国家命运的祭祀大任吗?

紧接着,更多的与妇好的女人身份毫不相干的器物出现了:青铜兵器、象征最高军事权力的“钺”……妇好也打仗吗?

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以及将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的相互考订,专家们发现妇好不仅仅是武丁的妻子,还是一位军事才能出众的女将军!由于妇好的战功卓著,武丁还给她封了地,使她成为了一方诸侯,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和属民。这样一个拥有极高的社会威望和特殊的军事地位的女人,深受商王武丁的宠爱,在祭祀活动中成为了王朝的代言人,拥有大量只有祭司才能使用的青铜礼器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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